一个广东人最后的警告，他确实眼光如刀

作者 | 南风窗记者 祝越

在中学与西学之间，梁启超走了中间道路，但于个人而言，他却是信仰“趣味主义”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做起事来始终兴味盎然。

想象自己正采访梁启超。

他的额头很宽，双眼皮下的眼珠炯炯有神。初见时，他的嘴唇应当是抿紧的，脸上自有一种端正与泰然，然而真正聊起来，他的热忱便藏不住了，顺着言语的跳跃，沿着眉眼的动态，像是迫不及待地要扑到你跟前来。

梁启超

谈话的主题该是什么呢？大约还是他最为关注的事业：制度的变革、文明的更新、国民的教育。他的言谈想必也像演讲、作文一般汪洋恣肆，既有传统歌赋的层层类比，又兼具白话文的通俗与浅白。

然而，再往下，关于他自己呢？可供我们想象的素材不多了。我们当然知道梁启超是什么人，康有为的学生，参与了公车上书、戊戌变法，又通过《时务报》《新民丛报》，在中国危亡之际为国人带来新鲜的西方思想。

我们知道，他博学、爱国、革新，但在这些宽泛的形容词背后，梁启超正如研究者们所评价的那样，在众人心里“面目模糊”。

他大概也会在谈话里提及自己，但想必不会谈得太多。

在四十册的《饮冰室合集》里，真正自述的内容并不占多数。因此，学人们往往是被他的思想激起兴趣，然后尝试从那些变动的思想缝隙里，一窥梁启超的心灵。

此番“想象”，正是如此。

“玄学鬼”还是启蒙者？

1923年2月14日，张君劢向清华学校学生发表了一场题为《人生观》的演说，他尝试围绕一个话题展开论证：科学能否解决我们的人生观问题？

张君劢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：“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，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，决非科学所能为力，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。”在他看来，科学与人生观所关涉的方面有诸多不同，前者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，后者则主要存在于精神文明领域，因此“至为玄妙，不可测度”。

这场演说如同一枚石子，在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激起了千层浪。20世纪初叶，“科学”一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无疑具有霸权地位。洋务运动、戊戌变法已经引来了西方的科学风气，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之后更是将“赛先生”拥上高位，甚至有推崇“科学万能”的倾向。也难怪胡适会如此断言：“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，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‘科学’。”

因此，地质学家丁文江首先撰文反驳，张君劢又予以回击。渐渐地，越来越多地思想家参与到这场论战中，胡适、王星拱、吴稚晖、唐钺等人为“科学派”，而林宰平、张东荪等人支持张君劢，被对手称作“玄学鬼”。此后，陈独秀也登上论战舞台，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。

张君劢（左）与丁文江（右）

我们的主人公梁启超则姗姗来迟。这次科玄论战并非他文思挥洒的主场，但他仍然对这个“宇宙间最大的问题”表现得跃跃欲试。论战蔓延之时，他正在北京翠微山养病，5月份还碰上自己的两个儿子被车轧伤的意外，但刚处理完这些问题，他便接连写了两篇文章参战。

“技痒起来等不得了”，他在文中如此坦言，多年来担任报刊主笔议论时事的气性，可见一斑。

但也许让观众出乎意料的是，正式执笔登场的梁启超，并未站到科学一派。他认为张君劢和丁文江各有不足，但仍然在文中写道：“人生问题，有大部分是可以——而且必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。却有一小部分——或者还是最重要的部分是超科学的。”他所指的这最重要的部分，是情感。

乍一看，他像是在给科学“唱反调”。而不管是论战期间，还是百年后的当下，都有不少学者把梁启超归为“玄学鬼”一队，甚至认为他是玄学派领袖式的人物。

可梁启超这样的角色——25岁就撰写《变法通议》，成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，影响了胡适、陈独秀、毛泽东等一代新青年，他的名字，难道不是早就与“新”这个关键词绑定了吗？

事实上，早在这场论战之前，梁启超就已经给这股“科学热”泼了冷水。

1918年年底，正是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浩浩荡荡开展之际。梁启超前往欧洲游学、访问一年，回国后把他的所见所思，以《欧游心影录》的题目集成发表。其中《科学万能之梦》一节，最为引人瞩目：生活原子化、精神信仰缺失、欲望膨胀、竞争激烈……文中，梁启超历数一战后欧洲文明凋敝的现状。他将造成这种凋敝的最根本原因，归结为此前欧洲人对“科学万能”的笃信，人们抱持着一种弱肉强食、机械唯物的人生观，以至于除了“抢面包吃”之外，人生没有了别的价值。

中国欧洲考察队留影 梁启超（前排左三）

科学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，同时却也带来许多苦难，一战就是最惨烈的例证。“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，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。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个大关键了。”

但梁启超的这盆冷水，泼得并非毫无道理。在众人给科学戴上“万能”的帽子，把理智拥上“真理”的神坛，并且把科学和玄学、西方与东方摆到截然对立的两面之时，被划入保守阵营的梁启超，却显得比众人更为冷静和理智。他补充说，自己绝不承认科学破产，但也不承认科学万能。

欧洲之行，让他切身感受到科学之有限，感受到生活若是完全处在科学与进步的话语霸权统治之下，人的精神世界会荒芜到何种程度。而20世纪初欧洲风行的非理性主义思潮，同样强调人的直觉、情感、意志等主观精神因素，这正是一战后精神危机袭来，人们努力为自我寻找新方向的明证。

游览欧洲的一年里，梁启超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。“科学万能之梦”在欧洲的破灭，已经提前给近代中国敲了警钟，而看似在给“赛先生”唱反调的梁启超，反倒是再一次走在了前面。

不过，或许此行最大的收获还在别处——借西方记者、哲学家之口，梁启超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价值。

化合新文明

200来页《欧游心影录》，讲欧洲政治制度、社会风物，也讲中国文明。

梁启超特意提到一位美国记者赛蒙氏和他的闲谈。对方问他，回国之后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回中国，梁启超自然表示赞同。没曾想，赛蒙氏却叹了口气：“唉！可怜！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。”而后又补上一句：“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，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。”

起初梁启超只把这当做是对方的奚落。无独有偶，后来他在巴黎遇见哲学家蒲陀罗（Boutreu），对方同样向他盛赞中国哲学。另有一些西洋学者，听到他讲孔子的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墨子的“兼爱”“寝兵”，便惊讶中国人原来藏着这样的宝贝，“不分点给我们，真是对不起人啊”。

摘取这些闲谈记录，梁启超想要说明的是，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。中国文明应当与西洋文明互相补充，化合成为一种新文明，进而贡献给世界，叫全体人类，都能得着好处。

中西文明互补的道理，在当下听来像是无需多强调的废话。但放在那时的中国，却有着不同的意义。因为晚清以来的中国文明，正与20世纪初的欧洲文明同样，经历着一场“破产”。列强的入侵、西学的传入、清帝国的腐败与衰弱，都时时刻刻地提醒着这一点。

江南制造总局炮厂

而梁启超的欧游闲谈，则是要在“全盘西化”的呼声里，重申中国自身传统的价值与尊严。

对于梁启超而言，这大概也并非易事。在西学与中学之间，如何做出选择？又要用怎样的态度去选择？这些问题贯穿了他几十年的治学生涯。

他出生在传统的中国文化里。1873年，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读书人，虽然祖父梁维清只考取了生员（秀才），父亲梁宝瑛并未取得功名，但并不妨碍梁启超从小跟着他们接受教育。

幼年时期，梁启超的所学几乎是沿着科举应试的道路前进的。四五岁时，他就跟着祖父读《四书》《诗经》；六岁进入学堂，学习《中国史略》和《五经》；八岁，他便开始学作文章，而这种文章又特指科举考试的文体，即八股文。

天资聪慧的他，早早地成了科举体系内的优等生。“九岁能缀千言，十二岁应试学院，补博士弟子员。”年仅12岁，他就已经考中秀才，而当时中秀才的平均年龄是24岁。

但梁启超也从未成为死读圣贤书的传统书生。他不满足于应试文章，但儿时家贫，无书可读，仅有一本《史记》与一本《纲鉴易知录》，《史记》他尤其偏爱，直到青年时还能背诵。后来父辈见他聪慧，赠予他《汉书》与《古文辞类纂》，梁启超大喜过望。

应试以外的书籍，一次次拓宽少年的世界。翻阅梁启超的自述，你会发现他常常发出类似的感慨。儿时学习八股帖括，便“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，更有所谓学也”。但这片小小的“天地”很快改变，他读到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，其中对清代学科分类和学术方法的简明总结，让梁启超感慨“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”，并意识到自己此前“瞢不知学”。

13岁，梁启超接触到训诂学，同样沉迷其中，仿佛天地间除了训诂便无他学了。然而很快，18岁北京应试返乡的路上，他在上海坊间买到一本《瀛寰志略》，这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，中国只是其中之一国而已，而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诸多西洋书籍，同样让他好奇。

晚清时局的动荡下，儒教统治已经出现一丝裂隙，而少年人旺盛的求知欲恰好在此时萌芽。裂隙旁，少年凿壁偷光，得以窥见一个“中国中心”以外的世界。

真正替梁启超凿开这堵墙的，是康有为。在朋友陈通甫的介绍下，梁启超第一次与康有为见面。即使陈通甫已经盛赞过康有为的个人魅力与学识，见面之前，梁启超仍然有所怀疑，毕竟他在科举体制内小有成就，又自认为对于训诂和辞章颇为了解。然而谈话一开始，他的“沾沾自喜”几乎立刻幻灭，康有为洪亮的声音、滔滔不绝的气势，摧折了少年心中旧学的大厦，梁启超迅速为之折服。

康有为（左）与梁启超（右）合照

在后来的《三十自述》里，梁启超再次发出类似的感叹：“生平知有学自兹始。”即使已迈入30岁，那次会面带来的冲击仍然历历在目。走出会面的房间，梁启超感到如“冷水浇头，当头一棒”，旧学被摧毁后，他的茫然与欣喜混杂，“且惊且喜，且怨且艾，且疑且惧”。

这场旧自我与新世界的交战，最终是求知欲占了上风，与陈通甫辗转难眠一夜之后，两人再次拜访康有为，并成为他的学生。梁启超离开过去的学堂，跟随康有为，真正开始了他与西学的碰撞。

保国为首要

碰撞是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开始的。重新解读的要义，是凸显西方思想中的先进因素——例如民主、改革——原本就存在于最源头的儒家典籍中。而中国之所以迟迟没有将其实现，是由于学人们一直以来接受的古文经，系汉代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权伪造而成。与古文经相对的，今文经学派的学者则重视阐释经典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，并据经典以评论时事。

在康有为创办的新校万木草堂里，梁启超花了3年研究康有为激进重解后的今文经学，并和其他学生一起协助康有为完成了《新学伪经考》。即使并未全盘接受老师的观点，梁启超确实认可了孔子“改革家”的形象，并且他也在自己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强调，儒家传统中具有“民主”的因素，孔子的理想政治制度便是民主的，且之后为孟子一派所继承。

万木草堂内景

西方近代民主与中国古代儒学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纠缠在一起。在美国学者约瑟夫·勒文森看来，这是梁启超为中国传统重新赋予时代价值的尝试，他将其解读为“感情上仍与本国传统相联系”。

这种难以割舍的“情感联系”是否实有，暂且搁置，但梁启超此时对儒学的态度，的确显示出一个过渡人物的特性。

往后一步，只是中国文人借经书针砭时弊的传统，往前一步，就是真正“近代”的民主概念，与随之而来的制度变革。

和过去的所有自我打破一样，梁启超选择了继续往前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流亡海外，更深入理解西学思想的同时，他面对传统儒学的态度，也有了转变。

我们可以在他1902年发表的《保教非所以尊孔论》中找到这种转变的方向。文章里，梁启超将“保国”放在了最为重要的位置，并且认为过去倡导的“保教”（主要指所谓的“孔教”）之议有多种弊端，其中之一就是“束缚国民思想”，阻碍思想自由。

他举了一例：现在倡导“保教”的学者，因为想扩充孔教的范围，“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，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，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”。梁启超感慨，如此比附，那么我们所追随的仍然是孔子，而不是真理。这样的新学，“名为开新，实则保守”。

梁启超

梁启超所举的反例，不正是几年前的自己吗？就在他作为《时务报》主笔倡导变法、呼吁启迪民智时，也常常强调西方的制度与知识，能够在中国传统文化内找到对应。也难怪他在《保教》一文的开篇，就先声明这是对数年前自己的反驳，“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”。

这时的梁启超，看重的是“进步”与“竞争”。欧洲也是通过文艺复兴，洗掉了教会统治带来的思想上的奴性，才实现了如今的现代化。中国所需要的，同样是这种进步，孔子当然是圣人，但中国人又何必要守着两千多年前的孔子，期望他给出所有问题的答案呢？因此“保国”成为首要，为了国家能够在竞争中存活，所有学说不论古今中外，皆可取用。在《新民说》中，他更是多次阐述国与国之间竞争的观点，强调物竞天择的规律，认为一个民族若是不能进步以适应时势，则不能自存。

流亡中的梁启超也许不会想到，迈入20世纪，思想论战迭起的近代中国里，没能“适应时势”的，反倒成了他自己了。

于失落处得趣味

重新回到20世纪初叶，那个梁启超被归为“文化保守阵营”的时势之下。我们既然说他理智、冷静，难道其他人都错了吗？一战的后果，给他推崇的进步与竞争观念带来了冲击，梁启超转而重新审视西方与中国文明的关系。他再次换了一种理解方式，二者不再分布于线性进步的历史链条上，而成为相对的不同类别：西方文明看重物质、理性，而中国文明注重精神、情感。

主张要中西文明并重的梁启超，如今选择走一条“中间道路”。他固然冷静，但却也偏离了时代的真正问题。

科玄论战，看似讨论的是青年的人生观如何建立，实则却有更为现实的诉求，即青年应当建立怎样的人生观，才能使当时的中国走出混乱，走向富强。正如李泽厚所说，它超出了“科学”“玄学”的学术范畴，真正展现的是“两种社会思想的对立”。

而梁启超的“中间道路”，虽是时代喧嚣中不可多得的清醒，却与“救亡”的历史逻辑，与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擦肩而过。美国学者黄宗智评价：“如果说清醒是他的力量，那也是他的弱点。”进入20世纪20年代，梁启超更看重通过教育去达成“新民”的目标，却忽视了社会和经济问题。

约瑟夫·勒文森的描述则更具悲剧性。在梁启超身上，勒文森看到一个长途跋涉返回家乡的人——然而当他在途中遇见青年时，他们接过他带来的自由的礼物，越过他，往更远的未来走了过去。

约瑟夫·勒文森

我又不禁好奇，如果采访梁启超，他会赞同这种悲剧式的解读吗？

他不避讳承认自己的失败。现实中，梁启超参与政治的多种尝试失败了，直至1918年，他宣布脱离政治，从此只在学术上为国效力。而思想上，梁启超也素来“流质善变”，常常自我否定。待自我总结起来，他也很坦率：“我所做的事，常常失败——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。”

可失败并不有损他做事的趣味。在中学与西学之间，梁启超走了中间道路，但于个人而言，他却是有信仰的。梁启超信仰的是“趣味主义”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他做起事来始终兴味盎然，以至于除了睡觉之外，“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积极的活动”。

因此，想来他是不太会认可自己的“悲剧式结局”的。但他大概也不会反驳吧，正如他在墓碑上所留下的那短短一行字：“知我罪我，让天下后世评说，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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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 | 董可馨

新媒体编辑 | 张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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